八年维权路：多方监督突破地方保护，助施工企业追回上亿工程款｜执行专栏

信息来源：建领城达所　 时间：2025-10-27　 作者：代理人：李越、王敏、张航宇、时光、欧阳侠民；作者：施晓能

提要：本案历时八年，在强制执行过程中，因债务人之实际控制人具有特殊背景，其持续恶意阻挠执行程序，加之地方维稳顾虑与保护主义交织，导致施工企业工程款债权长期无法实现。我们坚持八年，不计时间与人力成本，通过执行异议、复议、检察监督、国家赔偿等多种法律途径维权，最终打破执行困局，成功帮助施工企业收回1.2亿元工程欠款。

一、案件概况

2017年，某地高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施工企业的工程款债权，并确定其对承建项目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。后因开发商未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付款义务，案件依法进入强制执行程序。

二、执行难点

（一）难点根源：维稳顾虑与地方保护主义交织

1.地方保护主义倾向：开发商在当地存在大量债务，但在执行法院及当地政府的协调下，通过“以房抵债”方式优先解决了开发商对本地企业的债务，而针对我方外地施工企业的合法债权，执行法院始终拖延查封、处置。需特别指出的是，用于抵债的房产均属于我方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资产，此类抵债行为实质上严重侵害了我方的优先受偿权。

2.民生维稳考虑：基于大量项目资产前期已通过抵债、销售等方式对外处置，当时的抵债价格与销售价格均处于较高水平。当地政府与执行法院担忧，一旦启动司法拍卖程序，最终成交价格可能远低于前期抵债与销售价格，届时势必引发抵债人、小业主的强烈不满，甚至演变为群体性事件。

（二）表现形式：拖延执行与违法解封并行

1.拖延、怠于执行：针对我方多次提交的资产处置申请，执行法院以维稳为由不予启动，在此期间，开发商还恶意提出再审、第三人撤销之诉，甚至联合案外人多次提起执行异议之诉，意图拖延时间，以通过抵债、转让等方式进一步转移财产。与此同时，执行法院怠于履行查封财产监管职责，放任开发商擅自出租已查封房产，且第三人承租后进行大规模装修改造，破坏了房屋原有结构，严重妨害后续资产处置。

2.违法解封财产：开发商以“超标的查封”“已对外销售”为由提出异议，执行法院在未依法组织听证、未告知施工企业的情况下，径自裁定解除部分房产的查封；即便后续在异议程序中上级法院撤销该解封裁定，执行法院仍未采取有效措施追回已被转移的房产，导致查封资产脱离监管，施工企业权益进一步受损。

三、突破路径

1.提起执行异议与复议，纠正违法解封行为

得知房产被违法解封后，我们第一时间提起执行异议。案件历经异议、复议、发回重审及再次复议等多轮程序，上级法院最终审查认定：开发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超标的查封情形，且执行法院未经异议程序审查便直接作出解封裁定，该行为明显不当，据此法院依法裁定撤销原解封裁定。

2.申请国家赔偿，追究违法执行损失

针对法院违法解封导致资产脱离监管、造成施工企业损失的行为，我们依法向执行法院申请国家赔偿。但执行法院超期未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，为避免维权陷入僵局，我们及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，直接向上级法院申请国家赔偿，进一步倒逼执行法院正视其违法执行问题。

3.申请上级法院监督、检察监督，推动法院履行执行职责

针对法院拖延执行、违法执行的问题，我们坚持八年，不计时间与成本，每月固定向上级人民法院、同级及上级人民检察院、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、监察委员会、人大常委会等提交书面函件，同时多次线下约见各级相关领导，当面反映案件情况、表达维权诉求。直至2023年，检察院经审查支持我方监督申请，向执行法院出具执行监督检察建议并持续跟进协调；高院也以“执监”案号立案介入。在多方监督压力下，执行法院终于重新对之前违法解封的房产采取限制措施，停滞已久的执行程序得以重新推进。同时，执行法院还启动了对之前违法抵债行为的合法性审查，针对审查中发现的侵害我方优先受偿权的房产，积极联系相关各方启动资产追回程序。

4.借助施压，把握各方利益诉求促进和解及履约

在执行监督、国家赔偿等手段的推动下，执行法院的态度明显软化，逐步启动部分已抵押资产的处置程序，施工企业实现了部分债权。但与此同时，低价拍卖资产的情况导致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的维稳压力逐渐增大。2024年年末，开发商及地方政府主动提出和解洽谈，希望通过协商整体解决债务纠纷。为此，我们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与各方需求，提出“由地方城投公司出资整体接手项目资产”的解决方案。该方案既契合地方政府化解维稳压力、提升城市形象的核心需求，又能最大限度保障施工企业债权的实现，得到了各方的初步认可。

经多轮协商，各方于2025年1月确定和解方案。此后我们持续跟进资产收购进程及款项支付，最终于2025年5月20日完成履约，本案历经8年终于结案。

四、执行心得

近年来，房地产领域暴雷频发，在涉及房企的执行时，“维稳”需求常成为执行中的重要考量因素，为推进执行的顺利进行，需做好二者的平衡。

1.以“法治化处置”为核心，避免“维稳”凌驾于法律之上：“维稳”的本质是保障各方合法权益，而非单纯保护本地企业或掩盖问题。例如在涉恒大等大型房企的执行案件中，应优先保障“保交楼”任务推进、农民工工资支付、施工企业工程价款等法定优先债权的实现，而非随意扩张“维稳”边界，妨碍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。若遭遇法院违法执行、地方保护等情况，需及时通过执行异议、复议、检察监督、国家赔偿等法律手段维权，确保执行始终在法治框架内推进。

2.以“资产盘活”为纽带，将“执行矛盾”转化为“发展机遇”：借鉴本案对接政府、城投的经验，类似涉房企执行案件中也可依托项目地理位置、商业价值，协调地方国企、社会资本参与资产重整或整体收购，通过招商引资、业态升级实现资产保值增值，这种模式既能彻底解决开发商的债务问题，又能为地方创造税收、就业岗位，还能保障债权人债权实现，形成“多方共赢”格局，从根源上化解维稳压力。

最后，“维稳”与“执行”并非对立关系，关键在于摒弃地方保护思维，以法治化、市场化手段推动资产处置与债务清偿，既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，又实现地方经济稳定发展。